一九四二,看冯小刚电影

By IBTimes中文网特邀评论 大奇特

  冯小刚很会拍灾难电影,上一部让我感动得流泪的电影是他拍摄的《唐山大地震》。冯导总是能通过大场面和小细节的切换,让你既能从大场面中看到整个事件的全貌,又能使你在小细节中像感受风吹过脸颊一样,体会到真实。
  剧中对类比和对比的使用掌控着我眼中噙着的泪,当看到一个凄惨的故事,你也许会沉默;当看到另一个灾难,你的眼眶可能就湿润了,当两个同为悲剧的事碰到一起,眼泪就无法控制的流了出来,我不知道好电影是怎么评出来,可如果一部电影能带动观者情绪变动,不自主的流泪,我想这样的电影一定不赖。
  电影《1942》其实讲了两件事:一、河南在1942年发生了大灾;二,老东家在这场大灾中逃荒的故事。
  在最后一个大场面中,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向蒋介石汇报大灾造成的损失时,先回答了一个数字,政府统计饿死民众“一千零六十二人”,蒋介石又问了一句:“那实际呢。”李培基沉默良久,咬着牙报出了一个数字“三百万”。1942年时的河南,有三千万人口,在那场大荒灾中饿死竟达三百万,死者十分之一,这么严重的灾害,令劫后余生者也会终生难忘。在讲述灾难之余,导演还不忘吐槽一下那些所谓的“政府统计”,呵呵。
  张国立在剧中饰演老东家,老东家原先很富有,是河南延津的一个大户,土地不少,粮仓里满是粮食,有金有银有儿有女,但因为这场灾难,一切都变了。本剧开始,是一伙饥民来老东家讨吃的,老东家一面让给饥民们做饭,一面派长工栓柱去找救兵,救兵没找到,他却回来报告:“日本人在过兵,我过不去。”激怒了饥民头领刺猬,老东家家里的佃户和饥民们乱战一团,乱战中老东家的儿子死于非命,家里的粮食也都被抢一空。
  老东家开始和灾民们一起去逃荒,不过他给了自家的逃荒一个体面地说法,“躲灾”。老东家的“躲灾”历程是整部电影的时间轴,在每次大场面和小细节的切换中,都会标出老东家“躲灾”的里程和天数,随着灾难的加深,老东家一家先是在日机轰炸军民混杂的逃亡路线中,被抢走了所带的粮食,而后儿媳妇在生产过后饿死,好不容易撑到了洛阳城下,政府却说这里不派粮,妻子也因此饿死于洛阳城下,卖了女儿换来了点粮食,留在他身边的只剩下了一个襁褓中的小孙子,这时他认为再留在河南是死路一条,踏上了去陕西的火车,刚过潼关,却又因为陕西地方军拒收灾民,躲避子弹闷死了他唯一的血脉。老东家伤心欲绝,翻身踏上了返回河南老家的路,此时的他已经万念俱灰,路人告诉他往河南是死路,他只答一句:“想的就是个死。”在路上,他收养了一个因为饿死了母亲的小女孩,一老一小牵手走回河南的场景是该剧最后的画面。
  关于灾难,在报告里只有数字,不能带给人多少感触,而讲述这样一个故事,让人体会更加真切。最悲伤的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原先应有尽有,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一件一件的失去了原先有的,先是财务,两次被劫,这是人祸,后是亲人,这是天灾。故事也道出了造成河南1942大灾的原因——不止是天灾,还有人祸。
  串联起故事大场面和小细节的还有那个美国记者白修德,在他即将踏上河南之前,神父告诉他:你此行会有两个结果,要么获得新闻界的大奖——“普利策奖”,要么同和饥民饿死在一起。他在祈求神父的祈求之后,还是踏上了河南灾区,捕捉到了河南最真实的情况,甚至拍到了野狗吃人的场面。他在走访结束后,并没有直接发布新闻,而是第一时间去向当时的中国政府最高领导——蒋介石报告结果,希望蒋救救河南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民。通过他的串联整个电影的大场面和小细节、老东家和蒋介石也产生了联系。
  当面临死亡时,人们展现出来的求生欲望,是整个故事中震撼人心的张力,甚至连日本人都把饥饿作为对付国民党军队的武器,对于那些挣扎在死亡边缘的普通老百姓来说,粮食和活下去,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我没有读过刘震云的原著《温故一九四二》,看了电影《一九四二》,(《一九四二》的编剧也是刘震云),我觉得《温故一九四二》也应该是一部很好的作品。

苍天在上,蝼蚁在下——观电影《一九四二》有感

《1942》是冯小刚根据刘震云的《温故1942》拍成的电影,电影记录了1942年河南干旱饿死人的事件,以东家老范和瞎鹿、花枝一家在逃荒路上的经历为主线,面对大旱,政府、日本人、传教士、外国记者等对此的态度为副线,电影还引发了观众对于人性的思考,很值得一看。

"1942到1944年,我的家乡河南,因为一场旱灾,发生了吃的问题。"这是个巨大课题,作为冯小刚的沉淀之作,他和刘震云清楚了解该如何改编剧本。原著《温故一九四二》并不算小说,应该归于纪实文学和口述历史。电影的改编很好地将故事性与纪实性合二为一,主次分明、有条不紊。在表现形式上,冯导有效利用了过往电影的成功元素,如自然灾害后的人性重建(《唐山大地震》)和白热化的战争场面(《集结号》),及少许冯式幽默渗透其中。
故事聚焦于以东家和佃户为代表的灾民小团体,展现了他们的坚持、痛苦、希望与愤怒,用"在路上"的公路电影方式推进情节,并拓展至商界、政界的讨论,点线面俱到。片中每个点、每条线看待"吃的问题"皆不相同:东家是躲灾、佃户是逃荒、小安是借机传教、白修德把它当新闻、政府把它当包袱、日本人用来收买人心。人性中的温暖是一切事物的根源,他们在残酷的命运中镇定地存续希望。有的中国人为活命给日本人充当汉奸,死亡面前土地属于谁已不重要。和治安管理员投靠日本人的态度截然相反,历经艰辛的拴柱走到了有粮食的日军占领区,却因气节死在了鬼子的刀下。民族性的尊严又得到了悲壮的体现,精神食粮比物质食量更重要。无论穷或富,脱了衣裤都一样。当老东家由富变穷后,躲灾也成了逃荒,才将贫富差异彻底归一。"家"早已不复存在,何处才是家?唯有活下去,家才能够重建。在路上不断失去家人、朋友,是希望一次又一次的幻灭。形单影只、渐行渐远后,最终还是想死的离"家"近些。最后老东家和孤女成为亲人,则强力的阐释了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动力。
政府、逃荒两条线均衡适中,既顾及到小细节的感人又拥有大场面的震撼。用逃荒的沉重事实与白修德对国民政府间的讨价还价,来批判政府的冷漠与腐败,倒不是说它不人道,而是政治上太务实。在真相揭露前,政府对河南的实物税及官方的伤亡统计加深了这场灾难。正如李培基欲向蒋介石报告旱灾一事和开篇所言,那一年还发生了许多国际大事,相比而言,"河南旱灾"已算不上是大事。这一耽搁和国民政府对人民的忽视,更加剧了旱灾的严重性,也最终导致了四九年人民抛弃了老蒋。
在"惨"的展现上,旷日持久的个人悲剧似乎总被夸大,好在它不像《唐山大地震》那般矫情。如果它能对"惨"的描述再稍稍克制下,整体性会更上乘。《一九四二》并不完美,但已十分优秀,这段历史不该被人遗忘。电影并不想让观众喝彩,而是要让世人认识段历史。最后的旁白"你还提它干啥?"作为警示作用发人深省。也对应了书名《温故一九四二》的"温故"和英文片名中的"Back to"。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据估计,1000万人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日本鬼子的飞机还在头上狂轰滥炸。流民如蝼蚁、如草芥、如浮萍,自生自灭,最后竟然发生狗吃人,人相食的千古悲剧。

影片一开始就有这样一段旁白,简单的交代了一下影片故事发生的背景:一九四二年,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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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天在上,民族危亡,日寇入侵,委员长很忙。河南大旱,赤地千里。家境殷实的老东家范殿元(张国立)家里被饥民所抢,儿子被杀。为了避灾,他赶着马车,马车上拉着粮食,粮食上坐着他一家人:他生病的母亲,怀孕的儿媳妇(李倩),正在读书的女儿星星(王子文),赶车的是光棍栓柱(张默)也加入往陕西逃荒的人流。在路上,他遇到了长工瞎鹿(冯远征)和娘(张少华),瞎鹿的老婆花枝(徐帆)和一双儿女。两家人结伴而行,一路向西。漫漫逃荒路,上千万饥民大逃荒。一户东家、一户佃户,走着走着人就死了,走着走着人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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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给了人们一次次希望,然后把每个希望都毁掉。东家以为有财富,离家最多一月就能回,结果一样沦为灾民。老东家的女儿星星一贯衣食无忧,养着小猫念着学堂,但在饥饿的逼迫下,她选择将自己卖进妓院,为家中换来五升小米,在第一次向客人鞠躬时,她的一句话令人心痛:“吃太饱了,弯不下腰。”瞎鹿不明不白就失踪了,媳妇花枝,为了让两个孩子活下去,将自己卖给了人贩子,换回四升小米。老东家的儿媳妇,生下儿子后五天水米未进,一声不发地饿死了。传教士(张涵予)以为大灾是传教的大好时机,结果连他都开始怀疑上帝。

      刺猬率领饥饿的一群人来老东家吃饭,双方爆发冲突,老东家的儿子在暴乱中死亡,也宣告了地主老范家在大灾之年的衰败,战争逼近,为了躲灾,老范赶着马车,马车上拉着粮食,粮食上坐着他一家人,星星还带着喜爱的黑猫,也加入往陕西逃荒的人流。开始,老范充满希望,他说自己家这不叫逃荒就出去躲灾。而瞎鹿与女儿的对话却是这样的:爹啥叫逃荒啊?没有吃的了,你愿意饿死?不愿意饿死。不愿意饿死,出门讨吃的就叫逃荒······

三个月后,,车没了,马没了,车上的人也没了。最后栓柱带着花枝托给他的一双儿女,老东家抱着刚生下来不久的孙子在大雪中爬上了去潼关火车的车顶。哪知栓柱睡着了,把两个孩子丢了,他跳下车去找,被鬼子抓走杀害。到了潼关,老东家抱着婴儿跳车,把孙子憋死了。这时老东家特别纠结,他带一家人出来逃荒是为了让人活,为什么到了陕西,人全没了?于是他决定不逃荒了,开始逆着逃荒的人流往回走。人流中喊:“大哥,怎么往回走哇?往回走就是个死。”老东家:“没想活着,就想死得离家近些。” 转过山坡,碰到一个同样失去亲人的小姑娘,正爬在死去的爹的身上哭。老东家上去劝小姑娘:“妮儿,别哭了,身子都凉了。”小姑娘说,她并不是哭她爹死,而是她认识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她都不认识了。一句话让老东家百感交集,老东家:“妮儿,叫我一声爷,咱爷俩就算认识了。”小姑娘仰起脸,喊了一声“爷”。老东家拉起小姑娘的手,往山坡下走去。漫山遍野,开满了桃花。十五年后,这个小姑娘成了俺娘。这才是这部影片的主角,只出现了36秒。

        在逃荒的路上,没有吃的,吃树皮,吃柴火,饿死人是常有的事,可以说是饿殍遍野。花枝将最后一点米抖落在碗里,说没有了,再走就和西北风了;而老范家的星星在喂她随身带着的黑猫,可能她是真的爱她的猫吧。随着时间的推移,路途的遥远,饥饿程度的加深,星星竟然宰杀了黑猫,说,俺也想喝猫汤,而且,把自己带的书撕掉生活煮的就是心爱的猫,不知道星星的心里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啊!冯小刚在柴静的《看见》上介绍专访,说,在饥饿面前,尊严就是肚皮。类似的情节还有很多,瞎鹿想背着花枝卖掉自己的女儿,为的是给生病挨饿的母亲换几升小米;为了保全儿女的性命,也给自己寻条活路,花枝和栓住结婚,第二天让栓住卖掉自己;大年三十,星星为了给一家人换几升活命的小米甘愿跟着人贩子走······如果没有饥饿,这些事都是很难想象的,违背了很多人伦道德,可在那样的情况下,人有一种求生的本能吧,取舍之间,不知道有着怎样的心里挣扎。

选择——国与家
根据余华小说改编的张艺谋的电影《活着》也是一部震撼人心的电影,但是这部电影的背景比较虚,观众的注意力被福贵一家的命运所吸引,人物在国共内战、镇反运动、大炼钢铁等比较虚幻的背景中挣扎求生。我们被感动而思考。然而《一九四二》牵出的两条主线:老东家范殿元带着长工瞎鹿两家人逃荒要饭,从河南到陕西,最后几乎都死光卖光;另一条线是国民政府在艰苦抗战中,不断争论河南的灾情到底有多重。影片精彩之处就是把国和家这两个关系很密切的元素放到了一个你死我活的境地。无法选择,也只能选择舍家报国。就像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于震)免去河南省征集军粮时对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李雪健)说的:“你也要答应我两件事,一是说服日本人不要进攻河南,二是说服委员长让我们撤出河南战区。”保家卫国,必须要翻过来变成卫国保家。但是在那样一种饥荒遍野的惨状下,家还能保吗?

有一个人不得不提,这就是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他知道河南灾旱饿死人的事,几度追问政府官员。在别人告诉他这是中国内政的情况下,他也没有放弃探究事实真相,亲自去灾区采访,拍摄照片。他拍到了狗吃人的照片(实际上出现了更让人恐怖的事,人吃人,冯导说,考虑观众的接受程度,改为了狗吃人),将这些照片放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迫使当时的国民政府对灾情采取行动,在他的眼里饿死人,不见政府赈灾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国内的《大公报》报道河南灾情不休刊整顿,而白修德的报道却登上了《时代周刊》,迫于国际舆论压力,象征意义上的政府救灾开始了······电影的表述很微妙,有一种暗讽的味道,由于自己文笔粗糙,大家还是在电影中慢慢体味吧。

绝望——大事与小事
旱灾、蝗灾、日本鬼子的入侵、贪官污吏的掠夺、灾民之间的互相抢掠、抗日军队征集军粮,所有的灾难统统压在这些离家逃难的灾民身上。他们凭着一个最单纯的信念,活下去,往西走。可是一路上赤地千里,饿孚遍地,头顶还有日本鬼子的飞机不断地轰炸扫射。越走越难走,越走越绝望。另一头,还算有善民之心的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李雪健)四处奔走呼号。但是在好不容易见到委员长时,却被委员长的秘书汇报的那些大事给镇住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件件事好像都比他要汇报的事重要。最后在美国记者白修德把灾区狗吃人的照片在外国发表后,委员长才决定调整抗日布局,拨军粮救灾。可是当有限的救灾粮下来时,各级官员的贪污再次把灾民推向死亡的边缘。委员长问李培基河南旱灾到底死了多少人,李培基说:“政府统计1062人。”“那你知道的呢?”李培基苦笑了一下说“大概300万”。这天文数字般的差距,让观众想到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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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不出来也笑不出
看完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感觉想哭却哭不出来。不像看《唐山大地震》,眼泪不时地流出。也不像看《集结号》时,最后号声响起的时候,眼泪就涌出来了。这次却十分地憋闷,不知道情感如何才能释放。影片运用了的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每当老东家的难民叙事升温到一定的程度时,影片立刻转向政府的宏观叙事,把观众即将流出来的泪水又瘪了回去。除了老东家和瞎鹿两家人的逃荒这一条主线外,为国事家事异常繁忙的委员长(陈道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时任河南省委主席的李培基(李雪健),由伙夫胜任战时法庭庭长的老马(范伟),执拗向灾民传教的传教士(张涵予)以及采访旱灾蝗灾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等等,这些代表中央、地方政府、军队、宗教和外国记者的各条线索穿插在老东家为主的叙事线索上,打断你的感情升温,阻断你的泪水流下。而不时穿插进来的黑色幽默也让人发出艰涩的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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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把这幅千里流民图中众多的人物刻画得都很努力。委员长在努力抗战,军队在努力打仗,省主席也在努力呼吁救灾,神父在努力传教,日本鬼子在努力杀人,连一个伙夫都在努力地充当战时临时法庭的法官。唯独只有灾民只能努力地向西再向西,唯一的希望就是能活下来。最后却要一个外国记者白修德在美国报刊上发表报道,才让委员长相信的确发生了大规模的灾荒。小荒诞累计成大荒诞,300万人就这样死在逃荒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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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民族与民众
电影探讨了一个莫大的命题:民族和国家与普罗大众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尤其是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千百万饥民的生死还有人过问吗?这好像是一个无解的谜,最后的结局也只能是饥民们自生自灭,所以留下了这一段本来不应该让大家知道的历史,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历史太多太多。刘震云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里是这样描述的:我姥娘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我说:“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死亡人数,政府统计一千六百二十人。”“实际呢”“三百万人”------这是电影中的一句台词,很佩服冯导的勇气。第一次听到这句台词的时候,总会让人浮想联翩。在1942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真相被隐藏,但时间会,一定会在某个时间点,告诉后人。

在历史被随意愚弄的今天,刘震云、冯小刚再次揭开这段被人遗忘的历史,让我们警醒,让我们在狂喊振兴民族时不要忘记,苍天之下,民众为大。即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不能忘记生命是最需要关注的。

       其实这部电影还是给人以温暖和希望的,就是在结局。三个月后,老范到了陕西,车没了,马没了,粮食没了 ... 车上的人也没了。他带一家人出来逃荒是为了让人活,为什么到了陕西,人全没了?他开始逆着逃荒的人流往回走。人流中喊:“大哥,怎么往回走哇?往回走就是个死。”老东家:“没想活着,就想死得离家近些。” 转过山坡,碰到一个同样失去亲人的小女孩,正爬在死去的娘身上哭。老东家上去劝小姑娘:“妮儿,别哭了,身子都凉了。”小姑娘说,她并不是哭她娘死,而是她认识的人都死了,剩下的人她都不认识了。一句话让老东家百感交集,老东家:“妮儿,叫我一声爷,咱爷俩就算认识了。”小姑娘仰起脸,喊了一声“爷”。老东家拉起小姑娘的手,往山坡下走去······灾难中,人与人之间互相温暖,重要的是精神上的一种支持,最后旁白,那个小女孩最后成了俺娘,从来不没看见俺娘哭过,也不吃肉。后来问她1942,她说,这么遭罪的事情,提它干啥?

看《1942》后,给自己的感受,就是好好珍惜身边的人,热爱生活。做一个正能量的人,少一些抱怨,为自己,为家人努力每一天!再进一步说,就是祖国强大了,人们的生活才会幸福,才会有尊严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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